PEERS社交训练 ｜有些批评也许可以听听看
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
美国持证康复咨询师
认证UCLA PEERS 青少年社交课程培训师
从业2年，个体/团体咨询时长800小时+
有一些家长告诉过我，他们听到过一些对于PEERS 社交技能训练这套课程的评价是：效果因人而异。
我猜很多带孩子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家长也是这种感受吧。不仅仅是人的因素，还有很多其它方面，比如文化、性别、社交意愿、学校环境的包容度、家庭的包容度等等，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学员们从这个项目中的获得感。
从我目前有限的经验来看，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是：
课程效果最好的，往往是一些充分接触欧美文化的家庭和孩子，比如国际学校学生，留学生，或者生活圈子里有比较多老外的朋友。
这种现象本身意味着课程中存在未被充分讨论的中美文化差异问题。
这里我不想引用那些教科书上的所谓文化差异对比。
欧美教科书对于中国文化的解释有很大的偏差，常常把我们文化中的糟粕当传统，轻视我们的现代性，这可以算是文化霸权吧。有时候我甚至都会怀疑这背后会不会别有用心。
而国内的教科书，常常陷入“拿来主义”的窠臼，一开口就往往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陈词滥调。（叹气）国内的社科研究很不足，大概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。
所以，从专业的实践和观察角度，以及个人的生活体验，我整理了以下影响PEERS课程有效性的水土不服之处。
我身边和美国人接触过的留子大多都会有一个感觉：
老美的聊天方式常常很突兀。他们会随意捡起一个没头没尾的话题就和你闲聊。
比如我就经历过和同事坐在一起备课，同事忽然问我“你喜欢什么音乐”的尴尬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一整个愣住：这个和我们在做的事有关系吗？然后弄得她也很尴尬：没关系，就是想随便聊聊。
美国人习惯的small talk方式，是随机找几个话题聊天，聊天中找到共同兴趣或者共同点——所以PEERS 课程中也是这么教的。
而在国内，闲聊的发生更可能是场景中的某些要素开启的，可能是对方换了个新发型，可能是对方戴着某个挂件，等等。
比如在书店碰到一个人在看我喜欢的一本书，社牛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走过去说“这本书我看过，很不错”，如果对方回应较好，之后可能就这本书，或者同一类书籍，展开聊天。
再举个例子，比如另一个安全聊天话题：宠物。
我们什么时候会和人聊宠物这个话题呢？当然是发现对方也养宠物或者喜欢宠物的时候，比如遛猫遛狗时候遇到，或者一起救助流浪动物，或者看到别人身上的猫毛等等存在这个话题的场景中。
聊天话题和场景的强相关，有时候意味着“共同兴趣” 这一交友的前提，往往是在聊天发生时就已经存在了。私心认为，这是一种更高效的社交方式。当然，换个角度说，这也意味着“察言观色”这个步骤，在中国人的社交中可能会占据更重要的位置。
美国人当然也会有这种场景相关的闲聊方式，但几乎更常见的，是在某个聚会中，他们直接过来问你“嘿，你有没有养宠物？”。
嗯，反正有的美国人按中国的标准是挺没“眼力见儿”的。
不过这也让我想到，其实我们也是有“非场景限定的闲聊”的，存在于那些剥除了现实场景的网络交谈中，比如Soul语音电话、微信摇一摇，还有早年的QQ漂流瓶中。
聚会的形式不一样；以及聚会对于社交的重要性有很大区别。
以我对美国人的观察，可能由于地广人稀，空间距离的松散，每个人、每个家庭各自生活上都比较独立等等原因，聚会往往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交友、联络感情的形式，无论是办party，还是potluck，或者是其他方式的get-together。
社交能力比较强的人，往往会主动邀请一些还不太熟的人参加聚会，或者也会有一些人看到某处有派对而不请自来，这样，大家逐渐认知，熟悉，从而建立关系，成为朋友甚至恋人。
组织聚会，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社交场域，这个过程中为了社交而社交的意图非常明显。
而在国内，无论是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，我们和亲朋或者好友、同学的生活圈子更容易有所重叠，即使很长时间没有联系，仍旧可以有更丰富的共同活动。因而，特地去组织聚会社交的重要性明显要弱很多。
而且个人感受是，“邀请一群人来家里聚会”这种场景，在国内带来的不适感远远超过在美国这样做。
再者，国内大部分人，和不太熟的人去“为了社交而社交”的情况会非常少见。即使是非常外向社牛的人，参加和组织的聚会也往往是以事为中心的，或者至少是以事为托辞的——只不过他们会更游刃有余地找来更多的人，或者参与更多人的活动而已。
以“一起去做什么事”为目的的社交是国内环境中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的方式。
很常见的例子就是聚餐——一起去吃。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，比如攒一群人去爬山、旅游，一起去蹦迪，一起去打篮球，一起去看烟花，一起去看展，一起去跑步，一起去自习，一起去偷邻居家的苞米（不是）……
幽默：笑点不同不必强求。
在我们开展PEERS项目过程中，对于“恰当使用幽默”这一章的内容，无论是家长还是学员，反馈都不是很好。
之前有看到相关研究人员在其翻译的教材里说“国内很多人不注重幽默”，对此我表示反对。毕竟，谁会不喜欢一个能让你开心发笑的人呢？
我觉得重要的区别在于幽默的形式，以及让人发笑的心理机制是存在文化差异的。
在国内，大家会更能接受的幽默往往是一种自嘲、调侃、欠揍、抖机灵、无厘头的那种诙谐感，它会用一些比如双关、创意，以及一些常人意料不到的事物联系、比喻等方式呈现。而且它往往和当下的语境强相关，让在场的人有那种“懂得都懂”的会心一笑，脱离了语境很容易失去这段话本身的幽默属性。
而在美国文化下，幽默作为一种“冒犯的艺术”意味更突出，采用的形式也更突出一个讽刺。不信你去看各种美式脱口秀，讽刺某个群体，讽刺政治，以及对自身所在群体的讽刺，比例都非常高。因此，他们会强调幽默的边界和安全性，尽可能让这种冒犯不会指向正在交流的个人或者群体，也不会指向那些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。
还有，我认为一个更明显的差别是，美国人生活中表现得幽默，“给你讲个笑话”这种方式会非常常见（尤其白男）；而在中文语境中，讲笑话往往就约等于讲冷笑话。
关于文化差异的部分暂时先聊这么多吧。我知道这篇文章包含了非常多主观的意见，如果有不同看法，也非常欢迎探讨碰撞。
按理说，我们作为PEERS社交技能训练课程的提供者，应该是要多做广告宣传这套课程有多好、多牛逼，多么经过验证，“给多少自闭症家庭带去希望”等等，这才符合常理对吧？
可我偏不。
（暑期课是要开的，而且我个人来说也仍然很喜欢PEERS。） 但我仍旧想嘴它。这套课程本身有它很有价值的一面，但现实的应用中它又不够好。
不够好就该说啊，不破不立嘛。
我承认我天生反骨，表面温顺，骨子里反传统反权威的旗帜始终没有落下，烦透了那种“屁股决定脑袋”的表达方式。
助人工作和其它一般商品的性质不一样。一片夸夸声中，是需要有一些辩证的声音，帮助家长和ASD/ADHD人士，以及研究者们去真正客观看待这个课程以及类似的社交支持资源的。
我们只是这个资源的提供者，知情选择的权力，应当始终握在消费者/来访者手里。
（相关链接：【Repost】什么是“知情选择”？）
（题图源自网络，侵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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